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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4章 玉碎金声的民国大少爷24

    书铺里的光线比外面更暗,几排高大的书架从门口一直延伸到铺子深处,中间只留出一条窄窄的过道,头顶的白炽灯管有一根坏了,剩下的那根在嗡嗡的电流声里明灭不定,把书架的影子投在地板上,摇摇晃晃的。
    柜檯后面坐著一个戴老花镜的老人,正借著檯灯的光翻一本线装书,听见门响抬起头,浑浊的眼睛看了景兰辞一眼,又低下头去,像是见惯了来淘书的年轻人,懒得招呼。
    景兰辞迈步走向第三排书架。
    第三排书架,左起第二本……
    那是一本暗绿色封面的《拜伦诗选》,书脊已经开裂,用牛皮纸重新糊过,上面用钢笔写著书名,字跡潦草,像是隨手涂上去的。景兰辞把它从书架上抽出来,手指触到封面的瞬间,能感觉到纸张的粗糙和岁月的痕跡。
    他翻开扉页。
    泛黄的纸面上,只有一行印刷体的英文——“selected poems of lord byron“,下面是一行出版信息。
    没有暗號,没有標记,什么都没有。
    景兰辞垂著眼,指尖在扉页上轻轻摩挲了一下,然后若无其事地翻到目录页,又翻到第一首诗。《她走在美的光彩中》——拜伦的名篇,他在震旦大学读文学系的时候就背过。
    景兰辞的唇角弯起一个淡淡的弧度。
    这首诗倒是確实像他震旦大学的老师周鹤鸣会选的。
    他知道信號不会浅显的放在明面上,所以他把书合上,夹在腋下,又从书架上取了几本跟秘书工作相关的书,付了钱,拿著用牛皮纸装好的书册出了书铺。
    回到愚园路的洋房,景兰辞换了拖鞋,把牛皮纸袋拎到二楼的书房。书房在主臥隔壁,是顾枕戈让人专门收拾出来给他用的。
    他把《拜伦诗选》从纸袋里抽出来,又把那几本工具书码在书桌上,然后拿著诗选走进了盥洗室。
    景兰辞把热水倒进盆里,又將诗选翻到扉页,对著蒸汽熏了大约半分钟,然后拿到灯光下。
    泛黄的纸面上,一行深棕色的字跡慢慢浮现出来,像从水底浮上来的幽灵。
    “鷂在顾侧。速除之,勿使其再递情报。上线鶇,即害玉簪者。——归雁。”
    景兰辞盯著那行字,手指微微收紧。
    为了避免待在这里时间太长被顾枕戈怀疑,景兰辞走到马桶边,撕下扉页,將其撕得粉碎扔进马桶里,按下冲水键。
    水流旋转著把纸页卷进下水道,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又等了几秒,確认纸页已经完全冲走,才拿起剩下那普普通通的书册,出了盥洗室。
    回到书房,他把那本已经没了扉页的《拜伦诗选》放在书桌的角落,可他的脑子里,那行深棕色的字跡还在眼前烧著。
    鷂、鶇、玉簪、归雁……景兰辞把这四个人的代號在心里默念了一遍。
    他在书桌前坐下,摘下眼镜,捏了捏眉心。没有了镜片的遮挡,那双眼睛里的疲惫和冷意便毫无遮掩地露了出来。
    四年了。
    他以为离开上海,离开顾枕戈,离开这一切,就可以把那些血淋淋的伤痛暂时封存。可四年过去,真相没有消失,仇人没有伏诛,反而离顾枕戈越来越近。
    景兰辞闭上眼,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了1931年的某个深秋。
    那天他从震旦大学下课回来,看见父亲景世恆坐在书房里,面前摊著一份文件,眉头皱得很深。
    “爸,我回来了。”
    景世恆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,目光里有他看不懂的复杂情绪。
    “明漪,晚上跟我出去一趟。有个人,我想让你见见。”
    那天晚上,景世恆带著他穿过七弯八拐的弄堂,在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房子前停了下来。门口站著两个便衣打扮的男人,看见景世恆,微微点了点头,侧身让开了路。
    他们上了二楼。
    二楼放著一张长桌,几把椅子,桌上摊著地图和文件,桌边坐著两个人。
    一个是景兰辞认识的——震旦大学的教授周鹤鸣,三十七八岁,戴著一副圆框眼镜,面容儒雅,说话慢条斯理,是学校里出了名的好好先生。
    另一个他不认识。四十出头的男人,面容冷峻,穿著一件灰布长衫,坐在那里像一把没出鞘的刀。
    “坐。”冷峻男人先开了口。
    景世恆在他对面坐下,景兰辞坐在父亲旁边。
    “我是程远山。”冷峻男人自报家门,目光直接落在景兰辞脸上,“你父亲跟我提过你。震旦大学文学系,日语和英文都算流利,上个月校刊上那篇分析日本关东军动向的文章,是你写的?”
    景兰辞看了父亲一眼,景世恆微微点头。
    “是我写的。”景兰辞承认道。
    “观点犀利,但有几处论据不够扎实。”程远山面无表情地评价了一句,然后话锋一转,“你对时局的判断很准。如果让你做情报分析工作,你愿不愿意?”
    景兰辞怔了一下。
    他那时十八岁,刚进震旦大学,虽然从小在官场世家长大,见过形形色色的人,但“情报工作”这四个字,离他还太遥远。
    景世恆替他回答了:“他愿意。”
    景兰辞看向父亲。景世恆的目光深沉。
    “明漪,”景世恆的声音很低,“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。但今晚,你只需要回答我一句话——你信不信爸爸?”
    景兰辞沉默了三秒。
    “信。”
    从那天晚上开始,景兰辞知道了三件事。
    第一,他的父亲景世恆,上海特別市市长,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產党,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情报负责人,代號“玉簪”。
    第二,程远山是中共中央特科上海站的站长,周鹤鸣是副站长,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。
    第三,组织上认为他在语言、情报分析、临场应变方面有过人天赋,决定发展他入党,並培养他成为情报线上的后备力量。
    於是,第二天,十八岁的景兰辞在周鹤鸣的办公室里,对著一面小小的党旗宣了誓。
    他入党的事,没有告诉除了组织外的任何人。
    顾枕戈不知道,他的母亲也不知道。在他们眼里,景世恆是上海市长,他的儿子是震旦大学的高材生,他们过著体面又安稳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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